尼采的都市退却
古代城邦的公民受使用价值关系所调配，这种关系优先考虑共同体中的个体再生产，以及作为共同体的个体再生产；资本主义城市的公民受交换价值所调配，这种关系再生产出与共同体相对的私人个体。在第一种情况下，共同体调配个体之间的关系；
在第二种情况下，个体关系调配共同体的关系。主观普遍性是一种关于此类转变的表达。但在19世纪末，这种主观普遍性尚未经历另一场转型。
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审美的主观方面变得越来越明显——这往往与工业资本主义所强调的工具性(instrumentality)相反。在此语境下，尼采的《悲剧的诞生》(The Birth of Tragedy)几乎曲解了康德对情感美学的理解，他把康德强调的两个方面推向了极致：一方面强调审美是非概念性的，另一方面强调情感是普遍性的主观空间。对尼采而言，尤其在其早期作品里，艺术——美学——所发挥的作用就是把情感凝聚成一股团结的力量，从而战胜并超越现代生活的物化。他特别关注劳动分工所导致的裂解、碎片效应，这种分工割裂了精神劳动和体力劳动，并使二者的分裂成为常态。因此，尼采提出日神之力与酒神之力的区别，前者是一种节制、个性、和谐且理性的力量(即划定范围和边界的力量),后者则是一种统合、混沌甚至令人痛苦的力量。一方面，尼采把日神之力等同于希腊社会的上层，他们制定律法，确立财产关系，崇拜科学和理性。另一方面，酒神则(完完全全地)是社会下层阶级的化身：这些人参加城外举办的、流行的“低俗”庆典。通过这种区分方式，尼采重估了柏拉图理论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尼采这样解释道：“我们可以把日神本身叫作个体化原理的壮丽的神圣形象，他的表情和目光向我们表明了‘幻象’的全部喜悦、智慧和美丽。”(Birth,36)日神典型地代表了个人主体，其利益根本上总是利己的。相反，“当人愕然地突然碰到现象的某种认识类型，而充足理由律……似乎碰到了例外时”,人就会被一种“惊骇”所支配，第二种力量也将出现(我们可以按康德的说法，把它称作“崇高”)。在“从人最深层处即天性中升起的极乐狂喜中，个体化原理崩溃了，我们瞥见了酒神的本质，把它比拟为醉是最贴切的”(36)。酒神式惊骇是一种在审美契机中所经历的自然惊骇，它把主体从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柏拉图的梦魇，在这种梦魇中情感完全吞没了灵魂。“酒神激情苏醒了，随着这激情的高涨，主观逐渐化入浑然忘我之境。”(36)尼采的主要论点之一是：日神之力与酒神之力是相互依存的。我们只能在牺牲一方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另一方，其手段则是一种暴力的认识论分割，这种分割能使它们的相互依赖关系神秘化，并把其中一方确立为另一方的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