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明确地说，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后，任何保守主义式的复兴言论都已不是一种孤立状态的传统复兴运动，而是现代化叙事积极干预下的一种阐说。这种阐说实际上配合了激进主义的言说方式。比如“儒教资本主义”和“东亚经济模式”的解释框架，表面上是倡导恢复传统儒学的价值，实际上却是在有意论证儒学资源与资本主义运作方式到底存在多少契合点。与之相应的是，针对孔子的祭祀活动与对儒教的弘扬越来越变成了某种国家行为，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模式的流行却又使任何复兴传统的行为不可避免地浸染上了商业运行的色彩。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活动一旦与国家的总体性目标相吻合，而淡化了批判反思的色彩，那么任何关于激进与保守的划分策略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双方不过是国家意识形态整合下一体两面的表述形式而已。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的情况，除了中国思想史界长期受制于西方现代化话语的支配外，长期忽视民间“草根社会”的思想资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草根社会”的传统缺乏在上层领域的代言人，因此，“草根民众”的意识在中国思想史中长期处于缺席和失语的状态。可是事实证明，传统在基层社会的表现恰恰证明了其存在的活力及其能动品格。因为人们突然惊异地发现，在经过几十年严密的政治高压和组织化控制之后，一旦出现了新的机会，基层传统就会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取代旧有的机制而占据优位，这些“草根资源”令人不可思议地从各个角落中涌现出来，重新支配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草根知识阶层”通过重修族谱、恢复祭祀圈、重整地方组织等形式强化民间传统，但他们普遍缺乏与精英阶层的沟通渠道，表现出的是一种纯粹的自发行为。从这一层面上讲，民间行为与国家行为具有如此大的差异性。如果说，知识分子所阐释的无论激进还是保守的主张不过是国家话语表述的不同侧面的话，那么，用激进与保守的框架就更加无法概括“草根社会”的实际思想。笔者认为，未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应该使精英思想在与草根思想的对话中重整和寻究其内涵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