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康熙皇帝还不时地为商民着想，康熙二十五年(1686),他看到，在云南采买铜斤的商人所得到利润较少，便觉得这“恐累商人”。又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六月，谕领侍卫内大臣说“天气甚热，贸易人等多夜行者，伊等但知为利，不顾其身，朕甚念之。嗣后有紧要事方许夜行。朕视商民，皆如赤子。无论事之巨细，俱当代为熟筹也”。他强调指出：“国家设关榷税，原以阜财利用，恤商裕民，必征输无弊，出入有经，庶百物流通，民生饶裕。近来各关差官不恪遵定例，任意征收，官役通同恣行苛虐，托言办铜价值浮多，四季解册需费，将商人亲填部册，改换涂饰。既已充肥私橐，更图溢额议叙，重困商民，无稗国计，种种情弊，莫可究诘。朕思商民，皆我赤子，何忍使之苦累，今欲除害去弊，必须易辙改弦，所有见行例收税溢额即升加级记录，应行停止。其采办铜斤，定价既已不敷，作何酌议增加，其四季达部册籍，应俟差满，一次汇报，嗣后务令各差洁己奉公，实心厘剔，以副朕体下恤商至意。如或仍前滥征侵隐，藐玩不悛，作何加等治罪。至铜价既议加给，税额应否量增，俱着九卿詹事科道详议具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