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静静地坐了好大一会儿，丁洁终于开口了：“今天，我去周密家……昨天，他打电话来约我，说他不久要引进一条先进的皮革生产流水线，带团去意大利。他希望我今天能陪他去买两件在意大利跟人洽谈时穿的服装……请你不要责怪我没有听你的话，中断跟他的来往。我的确认真掂量过你多次的告诫。我相信你这么做不会是无中生有，更不会仅仅出于个人情感的因素。我并不认为自己非常了解周密，但我跟他毕竟有过这么一段交往，这种超越以往师生关系的交往即便不能说是亲密的，但也应该说是比较接近的。也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毕竟在一个相对比较近的距离里感受了他……他的确给我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我这么说，并非是说他就那么圣贤，从政后的官场生涯没给他造成一点负面影响。不是的，他这方面的变化还是可以明显感觉到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他比以往患得患失多了。以前他在学校里当老师时，给我们女生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他为人‘憨厚’‘实诚’，我们在背后善意地笑他挺‘农民’的。但这次再接触他，可以明显地感到他内心总安定不下来，总是在波动着，处在一个难以平衡的状态中。他总在计较上下左右对他的‘评价’。他那种对人际关系的敏感，对政治风向的敏感，对利害得失的敏感，有时简直让我感到，站在我面前的已完全是一个从来不认识的‘周密’。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他和一般朋友、一般人来往，一见面，说得最多的往往是这样两句话，一句是‘怎么样，最近上头有什么新消息、新动态’？还有一句便是‘说吧，要我做什么’。对此，我真的是有些反感。他已经很习惯地把人际关系简化成了一是消息来源（只关注上边的动态），一是互相求助。更可怕的是他自己居然没觉察到这一点。我曾经给他提出过。他开始还不信。我让他留心观察一下自己。过了几天，他苦笑着告诉我，果然是这样。但他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太大的不好。他解释，实在是太忙了，有些人际关系必须简化，否则时间就不够用。我相信他的这种解释，因为我从和我家来往的许多从政的长辈和朋友身上都听到过这种感慨。我是容易接受这样的解释的。况且，周密也的确在做着相当大的努力，竭力保持自己的平民化。比如他经常以普通理论工作者的身份去参加一些科研机构的理论研讨会。在那些会上，他跟普通与会者一样住双人普通标准间，提交论文，参加小组讨论，尽量不早退迟到，不搞任何特殊化。只要回到机关，赶上吃饭时间，他总是到机关大食堂排队买饭。他还坚持在学校兼教，坚持带研究生……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他是与众不同的，甚至是杰出的。这使我确信，你可以怀疑他，但你的怀疑一定是一种误解。我确信，由于他所处位置本身的复杂性，或者工作上一些难以避免的失误，认识上难以避免的偏颇，经验上难以避免的缺乏，再加上其他一些身不由己的因素（即便在我们这个体制下，一个人当政了，制约他的因素仍然很多，并非像普通人想象的那样，只要一当政，手中有权了，就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身不由己呀！’常常是许多当政者最大的一个感慨），都有可能使他卷入一些比较复杂的政治的或经济的旋涡中，陷入某些是非中，甚至犯一些自己不愿意犯的错误，出一些自己不愿意出的问题。但我不相信他会陷入你所怀疑的那种境地，成为需要由你来侦办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