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共立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若以其与“正史”书志相比较，至少有两个显著的变化。第一，《通典》不列律历、天文、五行、祥瑞、舆服等内容；第二，《通典》增加了选举、兵、边防等门类。其之所以出现这两个变化，是因为《通典》的作者更注重那些跟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有直接关系的内容所致，是他贯彻自己确定的宗旨“征诸人事”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通典》较之于以往“正史”书志来说，也就更接近于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出它所由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结构。这是《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最突出的成就之一。表1为“正史”书志分目与《通典》分门对照简表，可资比较、研究。
有的研究者认为《通典》不列“艺文”或“经籍”一门，是其“缺陷”之一，而“这一缺陷在他的后人郑樵、马端临手中得到弥补”[26]。我认为，我们今天研究《通典》的历史编纂，似无必要从这个角度去找它的“缺陷”。因为杜佑撰述《通典》，刻意于“法制”，用力在“政经”[27]，旨趣是“将施有政”，经世致用，而不在探究学术文化。这一点是很明确的。“艺文”“经籍”固然重要，《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也确是学术文化史上的名篇。但诚如马端临所说，“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28]，我们不能要求《通典》一定也要包含这方面的内容，否则便是存在“缺陷”。至于《通志》作为社会的通史，《文献通考》作为文献的通史，它们分别包含或论列“艺文”和“经籍”，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当然，《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确是有缺陷的，这一点本文在下面还会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