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政府对江北四镇的优待遭到了来自朝野的强烈抨击。像高杰和刘良佐、刘泽清等人，不仅无功，反而有过，却得到朝廷的殊荣，而一些曾经在北方同农民军作过战的将领却一无所有。被崇祯称为“清正敢言”的刘宗周为此向弘光上书，认为刘泽清、高杰和漕运总督路振飞三人均在战前把家属预送到南京，已经做了逃跑的打算，依照军法，临阵脱逃者应处以斩首，“臣谓一抚二镇皆可斩也”。刘宗周的批评招来了马士英、高杰和刘泽清的极度仇恨，马士英在弘光面前大说刘宗周的坏话，高杰和刘泽清则先后派出几批刺客，打算直接结果当时闲居于丹阳的刘宗周的性命。但是，当刺客看到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终日危坐，“未尝有惰容”时，竟然没敢动手。
刘宗周的批评和朝臣们的牢骚，无法更改江北四镇成为独立王国的事实。据说弘光也意识到这种做法不妥，但他同时又明白，如果得罪了手握重兵的江北四镇，他还能否继续坐在龙椅上，也是一个未知数。为此，他对手下人叹息说：事已成，奈何？
只有史可法一直固执地认为，高杰虽然为人粗野嗜杀，其所部军队纪律涣散，但高杰部战斗力最强，高杰本人也可以德感化后加以利用。当时，高杰一直想占据江南最为富庶的扬州——扬州后来成为督师史可法的驻地——但扬州士民早就对高杰的恶行深恶痛绝，坚决不同意他进城。高杰大怒，下令攻城。扬州知府率领由扬州地方部队和居民组成的部队拼死抵抗，高杰进攻了一个多月也没攻下。恼羞成怒之余，他下令部下在城外大肆烧杀抢劫。放在承平时代，一个总兵胆敢如此胡作非为，早就犯下诛灭九族的大罪。但事情发生在大兵压境的非常时期，朝廷也拿他无可奈何，只得派史可法前往扬州调停。史可法到了扬州后，一面责备高杰，一面又替他开脱，说是扬州地方官员乱杀掉队的散兵，高杰才做出后来的举动。史可法的袒护下，高杰滥杀无辜的行为没有受到任何处罚，而是被调到瓜洲了事。在史可法这种严谨正直的文官看来，高杰的行为肯定早就其罪当诛，然而为了国家计，只能听之任之。